马来西亚会否破产?

马来西亚会否在 2019 年,如首相署部长依德利斯所预言的走向破产?依我之见,若现行的政策与做法,没有彻底改变,它或将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只是,破产主因不是依德利斯所说的生活必需品津贴( Subsidy ),而是恶政劣治( Bad Governance )与腐败!

一国何以会陷入财政困境?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起因,如英美两国是因为把私债转为公债,假公济私;冰岛与爱尔兰因不当地搞金融与银行业,而被 2008 年金融危机波及;日本则因 1989 年经济泡沫破裂后,大搞公共建设,在人烟稀少处建高速公路,大建利用率极低的基建,如大型体育馆,跨海大桥等,结果是有投入没回酬,且还要日复一日赔上管理费与维修费,使原本低于 60 %的国债,剧升至现阶段的 220 %!成为世界第二,发达国家中 Number1 的高债务国!

所幸的是,日本的国债有约 95 %为内债,且举债率偏低,这才使其免于破产,但前景如何则难料及。希腊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的国债高升,主因在于腐败与不良治理。至于大马,国债(联邦政府债务)在 2011 年已破 4000 令吉;各州政府也拖欠了联邦好几百亿令吉。加总起来,已近 5,000 亿令吉!

不具生产性的开销剧增

我国官方常说,联邦政府债务仅占 GDP 的约 53 %,尚在控制之内,况且其中外债只占约 160 多亿令吉,国人大可放心。实则,若把民间部门的外债也算在内, 2011 年 6 月底为止,外债总额已高达 2417 亿,其中,政联公司( GLCs )便占了约 600 多亿。按欧盟标准,年均赤字与总债务若分别占到 GDP 的 3 %或 60 %以上,便算是进入危险水平,大马目前为 53 %,可说虽不达亦不远了。

对于这个百分比,应该说,其实只是个便利指标;严格来说,也应考虑及其他因素,如政府的债权(而非债务而已)、内外债百分比、举债利率、公私部门的储蓄率、债务的用途,如是消耗性的,或是投资性、生产性的。若用低利率举债投资于生产性活动,由于可推动经济增长,创造就业与财富高债就不那么可怕。实则,韩国便是靠举高债发展起来的。这是韩国发展策略的特色。

大马的情况则是,债务用途多是消耗性(用了就没了,不具生产性),用途不明或搞虚而不实的大小项目。如上百亿的庞大建筑物,或最近的至少 5000 亿令吉以上的捷运( MRT ),这个 MRT 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(巴生谷幅员广,人口密度低,大马的汽车型社会更不利客运量的培养),但却肯定会加剧债务,进而促使政府加速推出消费税( GST ),同时削减福利,民生补贴等,导致贫富差异持续扩大。

一个简单的事实是,这几年来,油气收入均占了联邦收入的约 35 %,这样高的百分比应可使大马人享有更广泛的福利或政府盈余;可事实是,这几年的赤字均高达几百亿令吉,每年还本付息也高达约 200 多亿。若没发现新的大油田,随著人口的增加与能源消耗的递增,政府财政肯定会加速恶化。

一个基本事实是,近年来的政府“行政开支”相对固定的增长速度,已超越收入的增长速度,迫使政府缩减“发展开支”,伸言之,经济活动日趋消耗性方向,而非生产性方向发展,更何况许多政府单位爱“报大数”。

实事求是地看,大马的政治也日趋民粹化( Populist ),短期化。朝野均忙著比派钱,用钱来收买人心,而非比政策,比政绩,比理念。更令人吃惊的是,连政党也忙著派钱给党员!搞政治搞得如此金钱化、商业化、庸俗化,确也令人大开眼界。以我之见,马华公会若把钱转移给华校,其政治效应恐怕比派给党员强得多。看来连派钱收买人心,他们也不懂“把钱花在刀口上”的道理!

大马财政如此不必要地恶化,一方面是油气收入来得容易,也去得容易,是所谓的油气诅咒( OilCurse );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政治生态,即“恩庇型政治文化”( Political Patronage )!若不改变这些根本毛病,可以预见,除非有奇迹出现或政策大转弯,否则破产是迟早的事。历史地看,从 1970 年至今,我国只在 1993 ~ 1997 这五年间,出现过小盈余,而何以 1993 、 1997 年会有小盈余(介于 GDP 的 0 ~ 2.3% ),则与民营化( Privatisation )有关。

事缘,自 1971 年新经济政策( NEP )出台以来,我国便大搞公共企业,使公企从 30 多间快速升到 1980 年代中期的近 1000 间,且大多数经营不善,大幅加重了政府负担。外加上 1980 年代中期的衰退,政府财政更是剧升,如下表所示:

缺乏外资产业难升级

可见,大马在 1980 年代,也曾出现过债务较 GDP 更高的破产状况;只是,随著马哈迪政权大搞“利益输送型私‘盈’化”,情况才得以改善。此外,很重要的一点是,自 1985 年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西德签署《广场协议》( Plaza Accord )后,日圆、台币的币值节节上升,日本、台湾产业也在急速转型,逼使许多企业南下,遂使大马获益不浅,进入了高速增长的 1989 ~ 1997 阶段。据知,现阶段国油与 40 多间政联公司( GLCs )的资产便高达 6000 多亿令吉,其中国油占了 50% 。或许脱售国营企业就是未来“以资抵债”的一个可能方式。

只是,若脱售了国营企业,或有高回酬的国有资产以资足抵债之后,政府的收入也可能剧减;且这收入不过是一次性的,反而资产脱售了,会削减政府交叉补贴( Cross-Subsidization )的财力,使其不得不节流开源,也就是加税,并减少福利开支。果真如此,依然是普罗大众受罪,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受打击更深。

更严重的是,在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时代,除非有奇迹,若否,大马对资金的吸引力也将递减,而产业又升不了级,结果将是不郎不秀,持续卡在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中。显见,不大事改革,尤其是反腐倡廉与良政善治,财富的大量不当流失、漏失( Leakage ),只会加速国家破产。而流失与漏失当然就是失血的主因。

一国若破产,其后果不外是:政府大印钞票,制造高通膨来抵消债务;以高利率举新债还旧债;债留子孙;加税减开支,尤其是福利开支;货币贬值以求抑止进口,促进出口;内部贬值( Internal Devaluation ),也就是全面降低生活水平,大调薪资、物价以待再出发;出售国有资产,或让债主以股权抵债( Debtfor Equity )的方式入股国营企业;要求债主减债减息;或若是内债,干脆一笔勾销,从新开始,也就是要求债权人“牺牲小我,成全国家”。

有道是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”,借来的是债,而非创造出来的财富,迟早得连本带息还回去。显见,最明智的出路就是,在尚未无可救药时,进行“先发制人”的必要改革,以求突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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